2015年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不到10%，转让和许可成功专利仅占“活专利”的2.03%，与发达国家高校80%转化率和30%产业化率差距甚远。同时，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研发、中试和商品化资金投入仅为1∶1∶10，而美国高校这一比例是1∶10∶100。这些数据既说明高校成果转化率低已成为困扰我国创新驱动的突出难题，也表明解决这一难题的关键环节在成果转化的后阶段。
高校科技成果的转移转化主要有四种模式——直接实施、成果转让、实施许可和合作转化。
直接实施多在高校内部进行，也就是由校办企业转化。近日颁布的《关于加强高等学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高校成果转化收益全部留归学校，且成果完成人可与学校签订协议对成果进行转化，享有相应权益。此政策使高校自办企业模式突破了旧有的国有资产处分、产权结构等桎梏，呈现出相应优势。但因高校与市场结合并不紧密、经费和市场化专业人员短缺，发展质量仍然受限。
后三种模式多为高校外部转化。当技术应用前景不明朗时，企业逐利避害的本性决定了成果转让的模式不易实现。在实践中，以实施许可与合作转化为基准的技术入股、产学研合作、科技园或创业中心孵化，包括政府牵线的多形态利益联动转化等，是当前成果转化的主要模式。但这些模式主体间利益牵扯，涉及多重法律关系，需以完善的转化服务体系为依托。而这又恰是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的一大薄弱环节，因此也导致成果转移转化不顺畅。
那么，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最佳模式是什么？不同学科属性的成果转化契合模式与途径需求各异，如电子信息类成果市场更新速度快、须不断迭代，但先进材料类研发周期长、市场周期也相应较长。因此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最佳模式是根据创新技术工程化进程和社会需求，结合市场业绩及短、中、长期目标，自主选择成果转化、投资和授权等具有可行性的方式。具体转化过程中，可评估作价挂牌交易、也可协议定价，或采用无形资产有序投入方式，以提高成果转化的成功率。
科技成果转化的关键在于技术掌握方。与同是技术掌握方的科研院所及企业相比，高校具有特殊的转化难点。
从转化主体而言，高校的特殊属性决定了其成果转化必须涉及政府、高校和产业的三重螺旋合作互动，各种权益及经济纠纷频发。在转化过程中，高校成果转化的自由度远小于企业，且外部条件众多，转化资金量大且潜在风险高。从激励而言，现实中多主体效用目标常不尽相同，同一目标也排序不一，致使动力方向不一、动能不足。如科技成果生产者的目标排序一般是学术效益＞个体经济效益＞社会效益，而现行制度安排显然与此相悖，也因此决定了他们不会在成果转化的道路上前行太远。
当前，我国成果转移转化仍以定制化解决企业实际问题为主，原创性探索成果转化的规模很小。而高校科技成果中后者占主要份额，高校专利实施率在各研发主体中垫底，不及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的原因之一。这也证明，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存在的结构性失衡，使高校成果转化率长期在低位徘徊。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是多主体参与的复杂系统过程，其阻滞节点的突破应从政府引导、高校推动和产业拉动三方共同入手。
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制度创新，而非技术创新。美国“拜杜法案”能实现“将新技术以某种方式转移给公众并加以广泛应用，同时具有较高效率”的原因，就在于成功解决了大量获政府资助的研究者从中获利的难题。
我国高校科技制度改革已经从量的关注，转向提升创新质量的内在诉求。新近颁布的相关文件给予了高校更多的自主权，后续调整的核心应加强高校科技成果的可靠性，帮助高校提升创业质量，鼓励外部的技术产业化专家和专业组织参与高校项目管理和评估等，通过宏观调控给予成果更多的市场机遇，依据市场需求灵活采取不同的转化方式。同时构建配套的中介服务和多投融资体系等。
高校以教育与研究为主，但成果转化在前期需大量投资，且经济效益无法立时体现。因此，需从战略性上充分认识科技成果转化的意义绝不止于眼前。斯坦福大学的技术转移收入仅占科研总经费11.6%，但学校更看重成果对社会经济的综合贡献，把成果转化产生的经济与社会效益作为重要评价指标。这一做法值得借鉴。
科技成果转化遵循客观规律性和主体目的性的统一。国家不断出台的新政加大了对成果完成人的奖励额度，但额度差别不是解决成果转化的最有效关键因素。后续政策的制定应考虑几个重点。比如，高校人员同时承担研发和市场转化的双重责任，可能会分散精力，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再比如，高校科技成果实用性评估把关难，而政府资助项目占主导的现状，是导致高校专利数量多实际转化少的原因。恩格斯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在此，政府项目应进一步强化企业作用，注重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科研人员更应全面了解和刺激市场需求，注重新兴产业与优势学科结合，解决高校科技产业链上游“硬伤”问题。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活动的结果常以企业形式呈现，它遵循高校和企业间的“接力创新”，契合链式管理过程。应着重对政策、制度、金融和创新平台等要素进行重组和优化配置，协调一致合力建立高校和企业供求联通机制、促进机制与培育机制等，搭建利于各专业人才沟通、交流与合作的平台，形成有助于市场转化的“大协作”体系。
作为原始创新和科研开发主力军，高校积极推进成果转化合力参与科技产业发展，是“双创”时代高校的重要使命和跨越式发展的需要。高校要实现科技成果转化的边际收益最大，须充分评估外在条件及影响要素，加强创新链条上多要素的组合、多环节的衔接和多主体的协同，构筑共赢乃至多赢的最佳模式。
